据了解，农林生物质是指农业、林业的废弃物，比如农作物的秸杆（玉米秸，稻秸，麦秸等），林业有如各类的树枝、树叶等。其具有成本低廉、产量稳定、可运输储存、便于常年均衡使用等优势。

 

而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的各种电源平均碳排放强度，生物质能用于发电，其碳排放强度仅为18克CO2/千瓦时，相当于燃煤、燃油和燃气的1.8%、2.1%和3.8%。

 

此外，生物质成型燃料由农林生物质压缩制成，便于储存与运输，燃烧效率高，是国际公认的清洁低碳燃料，其排放的二氧化硫数值远远低于燃气，在生物质锅炉内燃烧，只需要简单的除尘，就可以达到天然气的烟气排放标准，排放的烟尘、氮氧化物也都能够符合国家排放标准，大量工程实例表明，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供热的清洁程度高于天然气，成本则远低于天然气。

 

“合理并充分利用农林生物质能源，是降低地区化石能源消耗、改善能源利用结构、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途径，还可以变废为宝，解决很多乡村因树枝、秸秆等处置不当或任意堆放造成的生物质腐烂污染环境的问题，对建设美丽乡村意义重大。”刘锐指出。

 

 

“我国农林生物质能源利用率低，国家已出台多项法规政策予以推进，但基层群众获得感依然不够显著。”刘锐告诉记者。

 

据介绍，我国每年有4.6亿吨标煤的生物质资源，其中农林废弃物资源约折合4亿吨标煤。2017年全国生物质替代化石能源发电量约为2,500万吨标煤，而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《生物质能发展“十三五”规划》，2020年规划的生物质能利用总量为5800万吨标煤，其中生物质成型燃料为1500万吨标煤，实际完成情况可能与规划还有所差距。

 

为推动农林生物质的能源化应用，我国近年出台了多项法律和政策。但农林生物质的整体利用率还是很低，乡村有大量的农林生物质难以得到妥善处理。农林生物质收集贵、处置难、影响村容村貌等问题还比较突出。我国农林生物质的能源化应用才刚刚起步。

 

“农林生物质能源化利用率低，与缺少官方认定的清洁能源身份有很大关系。”刘锐表示，生物质成型燃料是个新事物，近二十几年才在国内出现，大家对其认知度还比较低；另外传统观念上，人们常将生物成型燃料和生物质露天焚烧的传统利用模式相混淆；加上我国当前生物质成型燃料工业化标准体系尚不完全，生物质燃料往往不易被划为“清洁”行列。

 

“我国现状生物质能源化问题较多，主要是因为产业链尚未形成，相关产业规模化不够，产业起步阶段需要加大ZF扶持与引导力度。”刘锐说。

 

 

针对我国农林生物质能源化利用存在的问题，刘锐从三方面提出建议。

 

一是明确农林生物质燃料是清洁能源。通过ZF发文，明确以固体成型燃料为代表的农林生物质燃料为清洁能源，完善相关标准规范。加强媒体宣传和政策引导，在社会上凝聚切实推动生物质能源化发展的广泛共识。

 

二是重视农林生物质燃料的公益特性，加大政策扶持力度。我国农林生物质燃料行业产业化程度相对偏低，企业市场盈利能力较弱且产业链脆弱。与化石能源的使用不同，农林生物质燃料行业具有公益特性，它可以促进农林废弃物的回收和利用，对实现“双碳”目标和建设美丽乡村有重要战略意义。

 

我国2020年印发了“关于《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》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”，对运行满15年或全生命周期合理利用小时数满82500小时的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不再给予国家补贴，给农林生物质收购与发电行业带来较大影响。建议恢复或完善相关的补贴制度，并提高发电补贴的发放及时性。

 

完善ZF扶持政策，对生物质燃料相关的企业投资、研究开发、生产加工等进行投资补贴和税收减免；实行生物质能源最低价格保护制度；从政策、税收调控等多角度着手，推动电力生产等行业使用农林生物质燃料替代化石燃料的力度。

 

三是将农林生物质的回收和利用纳入地方ZF工作考核。把农林生物质收集和利用作为“双碳”工作的重要内容，纳入各级ZF工作考核。促使各级ZF压实责任，开拓创新，逐步形成可持续的管理体制和市场机制，有序落实农林生物质的回收与资源化利用，不断增加生物质燃料替代化石燃料的比例，实现减污降碳双削减。